楔子
我伯娘叫周桂芳，今年六十三了。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生了两个儿子。她这辈子最发愁的事，也是这两个儿子。昨天下午，她拎着一兜橘子来我家，刚坐下就哭。她说大儿子孟繁昌三十九了还单着，小儿子孟繁盛也三十七了，连个对象都没有。两个光棍天天吃完饭就窝在房间里打游戏，谁也不提结婚的事。她哭着问我妈——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第一章 伯娘的橘子
我伯娘家离我家不远，走路十来分钟，就在县城东边那片老家属院里。房子是八十年代纺织厂的宿舍楼，红砖墙，楼道里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杂物——旧纸箱、腌菜坛子、掉了轱辘的儿童自行车。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晚上有人上楼要跺好几脚才亮。墙上的灰皮剥落了好几块，露出下面青灰色的砖。
伯父孟庆国是纺织厂的退休工人，干了大半辈子机修工，退了休之后身体不太好，血压高，膝盖也不好，走路要拄拐杖。他那根拐杖是自己在五金店买的铝合金拐，把手用布缠了好几层，握久了也不会硌手。伯娘在街道办的纸盒厂干了二十来年，糊纸盒子糊到退休，腰都弯了，两只手的大拇指关节变了形，一到阴天下雨就疼，疼得她整宿整宿睡不着。
昨天下午，我正在客厅里翻手机，看到工作群里发了一堆消息。我在县城一家小装修公司做设计师，说是设计师，其实就是画CAD的，偶尔去工地量房。正看得头疼，听到楼道里传来伯娘的声音。她把自行车停在楼下，一步一步爬上来。那辆自行车是二堂哥淘汰的旧车，车筐歪了，链子也松，骑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我家门口还没进门就喊了一声——“桂英，在家没？”桂英是我妈的名字。她俩是亲姑嫂，打年轻时候就处得好，风风雨雨几十年了，比亲姐妹还亲。当年我妈嫁过来的时候，是伯娘帮忙张罗的婚礼，两个人挤在厨房里蒸了一整天的馒头。
我妈赶紧去开门。伯娘拎着一兜橘子站在门口，橘子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皮皱巴巴的，有几个还带着干疤。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领口的扣子掉了一颗，用别针别着。头发又白了不少，从鬓角白到了头顶，脸上的皱纹比过年时又深了一层。脚上是一双老北京布鞋，鞋底磨得一边厚一边薄，走路的时候能看出来有点跛。
“嫂子，你这是怎么了？眼睛怎么红了？”我妈接过橘子，把伯娘拉到沙发上坐下。沙发是去年换的布艺沙发，坐上去软软的，但伯娘只坐了半边，腰挺得笔直。
伯娘摆摆手，刚坐下，眼泪就掉下来了。她从兜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擦眼睛，擦了好几下才开口说话。那块手帕已经洗得起了毛，边角都散了线，但她一直没换，说是年轻时候买的。
“桂英，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生两个儿子，一个三十九，一个三十七，没一个成家的。我昨天去老姐妹家吃喜酒，人家儿子才二十五，媳妇都怀上二胎了。酒席上所有人都在恭喜，我跟着拍手，拍着拍着心里就空了。人家问我，你家繁昌和繁盛什么时候办事？我说快了快了，嘴上说快了，心里跟针扎似的。桂英，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我妈赶紧给她倒了杯水，又让伯娘先歇会儿，说别急别急有话慢慢说。杯子上印着褪了色的红双喜，是当年我结婚时候剩下的。
伯娘接过水杯，没喝，捧着杯子继续掉眼泪。“你说我这辈子图个啥？年轻时候跟你哥在厂里没日没夜地干，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念书。繁昌念到中专，繁盛念到大专，我和你哥还以为把儿子供出来了，以后就等着享福了。那年繁昌拿到中专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你哥高兴得喝了半斤酒，说咱们老孟家终于出了一个有文凭的。福没享上，等来的是一对老光棍。”
“嫂子，孩子们的事急不来。”我妈坐到她旁边，轻轻拍着她的背，“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咱们那会儿，二十出头就嫁人娶媳妇，那是没办法，时代不同了。”
“不一样也不能差这么多吧！”伯娘把杯子往茶几上一搁，水溅出来几滴，她赶紧用手去擦，手指在茶几上抹出一道水痕，“一个快四十了，一个也快四十了。等他们结婚，孩子生出来，我都快八十了。我还能活着抱几天孙子？到时候我坟头草都老高了，他们还没当上爹。你哥的腿越来越差，今年冬天疼得下不了楼，他嘴上不说，心里比我还急。有一回我半夜醒来，发现他也没睡，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拐杖靠在腿边。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睡不着。后来我听邻居说，那天白天他在楼下碰到老孙头，老孙头抱着他孙子晒太阳，问他孙子多大了，他说三岁了。老孙头比你哥小五岁。桂英，你说这种滋味，他能好受吗？”
说到这儿，伯娘哭得更厉害了。厨房里传出炖排骨的香味，煤气灶上的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跟伯娘的哭声混在一起。排骨是我妈一大早去菜市场挑的肋排，说要炖一下午才烂。我妈赶紧给她递纸巾，说嫂子你别急，孩子的事急不来，咱们慢慢商量。
我看着伯娘哭得那么伤心，心里也不是滋味。堂哥孟繁昌比我大五岁，我从小跟着他屁股后面长大的。他中专毕业之后一直在广州打工，前些年回来了一趟，人瘦了不少，头发也少了一圈，回来之后就再没出去过。另一个堂哥孟繁盛比我大三岁，大专学的是计算机，在县城一家网咖做网管，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兄弟俩到现在都没结婚，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确实算是出了名的老光棍了。过年回老家的时候，亲戚们总要在背后念叨几句，说孟家那两个儿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伯娘哭了一阵，总算缓过来了。她擦了擦眼泪，看着我妈，说了一句让我和我妈都愣住的话。
“桂英，我今天来，是想求你帮个忙。”
“什么忙？”
“你们家认识的人多，路子广，能不能帮忙给他兄弟俩张罗张罗？不用多好的条件，离异的也行，带孩子的也行，只要人品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跟你哥商量过了，咱们不挑，真的不挑。只要姑娘肯嫁，什么条件都行。”
我妈沉默了一下。伯娘大概是怕我妈为难，又加了一句：“彩礼的事，我们家能凑。我和他爸这些年攒了点钱，十来万拿得出来。你要是能帮上忙，我这辈子都记你的恩。”
我妈握着伯娘的手，眼眶也红了。“嫂子，你看你说的什么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繁昌繁盛叫我一声婶，我帮他们操心是应该的。”我妈嘴上这么说，但我看得出来，她心里也没底。两个快四十岁的大男人，在县城没有正经工作，住的是老纺织厂宿舍，要房没新房，要车没新车，在如今这个婚恋市场上，确实不算什么优质资源。
但伯娘是我妈的嫂子，是我的伯娘。这个忙，怎么也得帮。
第二章 两个堂哥
我妈把伯娘送走之后，我坐在沙发上，把伯娘那兜橘子拆开来吃了一个。橘子虽然皮皱了，但里面还挺甜，汁水也多。我一边吃一边想着两个堂哥的事。
孟繁昌，我大堂哥，今年三十九。他中专毕业那年才十九，学的是汽修。毕业之后跟着同学去了广州，在修理厂干了十来年。那时候家里人都觉得他有出息——在广州一个月挣好几千，比在县城强多了。逢年过节，伯娘总是把他寄回来的东西往邻居家送，说我们家繁昌又寄钱回来了。有一年他还寄回来一台VCD，那是我们整栋楼第一家有的，邻居都过来借碟片看。伯娘骄傲得跟什么似的，逢人就说儿子在广州挣钱买了VCD。
后来修理厂倒闭了，他又辗转了几家，都不太稳定。他待过一家专修出租车的小厂子，后来又去了一家专门做汽车美容的店，学会了镀晶和贴膜，但这些手艺回到县城之后全都用不上——县城连一家像样的汽车美容店都没有。前两年彻底回了县城，在城东一个修车铺找了个活儿，一个月三千多块。他个子不高，一米七出头，人倒是老实，不抽烟不喝酒，但就是嘴笨得厉害。见了姑娘就说不出话来，脸红得跟烧红的铁锅似的。
我记得有一年过年，伯娘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姑娘是镇上超市的收银员，比他小三岁，长得眉清目秀的。约在县城公园见面，他紧张得不行，特意买了一件新夹克，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了好久的开场白，把“你好我是孟繁昌我在广州修过车”反复念了不下二十遍。结果见了面，姑娘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修车的。姑娘问收入怎么样，他说三千。姑娘问以后打算，他想了半天，说了句“把车修好”。姑娘当场就走了，回去之后跟介绍人说他太木讷了，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以后过日子能把人闷死。
从那以后，孟繁昌再也没相过亲。家里人一提这事，他就闷头不说话，转身回房间把门关上了。伯娘偷偷跟我说过，那次相亲失败对他的打击比看上去大得多。那天他从公园回来之后，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他以前从来不抽烟的。伯娘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阳台上有火星一闪一闪的，走近了才发现是他蹲在那里，脸上全是干了的泪痕。他以前在广州那么多年没掉过眼泪，那一次哭了。伯娘没敢出声，悄悄退回了房间里，躺在床上听着阳台上的动静，一夜没睡。
孟繁盛，我二堂哥，今年三十七。他比他哥活泼一些，大专学的是计算机，当年也算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网咖做网管，干了十多年了，老板换了好几茬，他还在那儿。网吧从大屁股显示器换成了液晶屏，键盘换了好几批，网费从两块涨到了五块，他始终坐在那个前台的破转椅上。他个子比他哥高一些，一米七五左右，人也外向，跟谁都聊得来，网咖里的熟客都叫他盛哥。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挺好相处的人，到现在也没对象。
他不是没谈过恋爱。前几年跟一个外地来县城打工的姑娘处过一阵，两个人感情挺好的，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姑娘是四川的，在县城一家火锅店当服务员，人长得白净，性格也活泼，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我们都以为这回能成。伯娘高兴得不行，把家里的存折都翻出来了，计划着翻修房子，给老二腾婚房。她把家里那间堆满杂物的北屋清了出来，自己一袋一袋地往外搬东西，不让伯父帮忙，说别累着你。
结果女方家里开口要二十万彩礼，一分不能少。伯娘家凑了又凑，亲戚借了个遍，还差八万。最后那姑娘被她家里叫回老家嫁人了。临走那天，二堂哥送她到车站，两个人隔着检票口哭得稀里哗啦的。姑娘把脖子上的一条红绳摘下来塞在他手里，说留着吧，当个念想。他从车站回来之后，把网咖的班从白班换成了夜班，说夜班清净。其实谁都知道，他是怕白天碰到熟人问起那个姑娘，他答不上来。
从那以后，孟繁盛也消沉了。上班打游戏，下班也打游戏。钱没攒下多少，头发倒是掉了不少，额角已经开始秃了，他干脆剃了个寸头。有一次他在饭桌上跟伯娘说，妈你就别操心了，这辈子就一个人过也挺好。伯娘当场把碗摔了，碗砸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瓣，碎瓷片飞到了沙发底下。她说你一个人过，我和你爹死了谁管你？他把地上的碎瓷片一片片捡起来，手指被割了道口子也没吭声，只是用另一只手攥着流血的手指，低着头说了句对不起。
这就是我两个堂哥。一个被现实磨平了棱角，一个被彩礼打断了脊梁。他们都曾经有过愿望，有过干劲儿，有过对生活的热爱。可如今年近不惑，还是孑然一身。
伯娘走后没两天，又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她说，繁昌昨晚做梦，梦见他爹了。梦里他爹拄着拐杖站在老家的院子里，院子里那棵柿子树还挂满了柿子，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他爹问他什么时候带儿媳妇回来，他说快了快了。然后他就醒了。天还没亮，他一个人坐在床边，坐了很久，看着窗外纺织厂宿舍楼那排灰扑扑的红砖墙和墙上那道裂了好多年的缝。他说，妈，我想好了，我不能这么耗下去了。伯娘问他怎么想，他说，我先去工地上干。工地挣钱多。再累也比在广州的时候强。
我妈拿着电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来放下电话跟我说，你婶娘的声音在电话里听着比昨天又老了好几岁。但末尾她又加了一句——“你大堂哥说要去工地上干了。这孩子，闷了这么多年，总算有了句话。”
我妈是个行动派，答应了伯娘的事，第二天就开始张罗了。她翻遍了手机通讯录，把认识的人挨个问了一遍——跳广场舞的姐妹、以前厂里的老同事、娘家那边的远房亲戚、我爹老战友的侄女，能问的都问了。她戴着老花镜，坐在沙发上一个一个地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回复大多不乐观——大龄的姑娘少，愿意找大龄未婚男人的更少。我妈不听，接着打。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她问到几个愿意考虑大龄未婚男人的。
第一个姑娘叫孙丽霞，三十八岁，离异，在镇上开了个小理发店。带个女儿，今年十岁，上小学四年级。我妈特意去她那店里洗了个头，顺便打听了一下情况。回来跟我说，人挺利索的，店面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洗头椅的毛巾叠得方方正正，地上的碎头发扫得一根都不剩。说不在乎男方有钱没钱，就想找个老实本分的过日子。我妈第一时间想到了大堂哥。虽然孙丽霞年纪比他只小一岁，但两个人各方面条件还算匹配。大堂哥老实本分，人家就想找老实本分的，这不是正好吗？
我妈兴冲冲地给伯娘打电话，伯娘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大堂哥来我家了。大堂哥穿了一件新买的衬衫，领子硬邦邦的，大概是第一次穿，脖子上还留着一道红印子。他坐在我家沙发上，腰板挺得笔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句话都不说，像个受审的犯人。头发刚理过，鬓角剃得有点短，露出头皮上几块晒出来的白印。我妈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的时候手都在抖，水洒出来一点。
“繁昌，你别紧张。丽霞这人挺好的，我去见过，利利索索的，能说会道。你们见个面，行就行，不行就当交个朋友。”我妈说。
大堂哥点了点头，手指在杯沿上来回磨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嗯。谢谢小姑。”
见面那天，我们约在县城里那家茶楼。孙丽霞来得准时，穿了一件碎花连衣裙，头发染了栗色，化了淡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她进门的时候带了一阵风，香水味淡淡的，是大堂哥这辈子从没在女人身上闻过的那种味道。大堂哥坐在卡座上，看着孙丽霞走过来的时候，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站起来想给她挪椅子，膝盖碰在了桌子腿上，茶杯晃了一下，差点倒了。
孙丽霞倒是不介意，笑了一下说没事没事，然后很大方地在他对面坐下了。她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那种从容和自然，和大堂哥的僵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妈和伯娘坐在旁边那桌，假装喝咖啡，实际上耳朵竖得像天线。伯娘手里的茶杯端了老半天一口没喝。
“你叫孟繁昌？”孙丽霞先开了口。
“对对。繁星的繁，昌盛的昌。我妈说这名字是我爹翻字典取的。我弟叫繁盛，我们俩名字加起来就是昌盛。”他难得说了一句完整的自我介绍。
“挺好的名字。你是做什么的？”
“修车的。在城东那个老张修理铺。主要修底盘和发动机，电路也懂一点。你有车的话可以找我，不收你钱。”大堂哥低着头，脸红了。
“我没有车。”孙丽霞被他逗笑了，喝了一口茶，“不过以后要是有了，肯定找你。”
“行行。”大堂哥说了这两个字，又不知道说什么了。他的手指在桌沿上抠着，抠下来一小块漆。
孙丽霞大概看出了他的窘迫，主动聊起了别的话题。她问他平时喜欢做什么，他说修车。问他有没有别的爱好，他想了半天说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喜欢听粤语歌。孙丽霞问他会不会唱，他赶紧摇头说不会不会，脸更红了。孙丽霞说那你喜欢哪一首，他说《海阔天空》。孙丽霞说那首好听，我以前开理发店的时候天天放。大堂哥的眼睛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了。他说了一句“你也听Beyond”，然后卡住了，再没下文了。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心里替大堂哥着急。他不笨，也不是不会说话，就是太紧张了。他跟车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对着发动机能侃侃而谈，进气门排气门火花塞一套一套的，对着女人舌头就打结。关键是他心里太想成了，越想成越紧张，越紧张越说不出话。
聊了大概半个小时，孙丽霞站起来说要回去接女儿放学。临走的时候她对大堂哥说，你人挺实在的，改天我给你打电话。大堂哥站起来送她，走到门口，又帮她掀门帘，门帘掀得太高了差点打到她头，他又赶紧往下放。孙丽霞走出茶楼之后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那笑里没有暧昧，但有关照，像冬天路边一碗免费的豆浆——不烫嘴，但暖人。
那笑，让我大堂哥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他回到卡座上的时候，手指还在发抖。
伯娘回家之后高兴得跟什么似的，给我妈打电话说，这个孙丽霞看着人不错，长得也周正，要是能成，她这辈子就放心一半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在颤抖，像是攥着彩票等开奖。我妈说嫂子你别高兴太早，先看看人家姑娘什么意思。伯娘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地说好好好。
可等了好几天，孙丽霞那边一直没动静。大堂哥每天修车的时候都把手机放在工具箱上，怕漏了电话。有一次他正在车底下钻着，发动机的机油滴在他脸上，忽然听到手机响了，赶紧爬出来，手上还全是机油，结果一看是推销电话。他把手机擦了擦，又爬回车底下去了。修车铺的老板老张看在眼里，叹了好几回气。
到了第四天，伯娘实在等不住了，让我妈去问问情况。我妈给孙丽霞打了个电话，回来之后脸色不太好。
“丽霞说，繁昌人是挺好的，就是太闷了。跟他在一起，感觉像是在跟一堵墙聊天。她说她是二婚，本来也没指望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想找个能说说话、知冷知热的人。可繁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她怕以后日子过得跟一个人似的——不，比一个人还累，因为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就是不说话。”
我妈把这话转述给伯娘的时候，伯娘沉默了很久。她坐在我家沙发上，手里攥着那块起毛的手帕，一直攥着，手背上青筋都冒出来了。最后她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让我心里难受了好久的话——“这孩子，从小就嘴笨。小时候我跟他爹忙，没顾上教，大了就改不了了。都是我们的错。那年他在广州，他爹让他给领导送点礼说说转正的事，他拎着东西在人家门口站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敢敲门。他就不是那块料。都是我们没教好。”
第四章 第二次相亲
第一个没成，我妈没气馁。她又开始发动关系网，一个接一个地问。她让我爸也帮着问——我爸在县交通局上了大半辈子班，认识的人也不少。他不太会说话，但办事牢靠，问了几个老同事，还真问出一条线索来。
这次是冲着二堂哥孟繁盛的。
介绍人是我妈以前单位的老同事刘阿姨，退休之前在纺织厂工会，人脉广得很。她有个远房外甥女，叫郑晓燕，三十五岁，在县城中医院做护士。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跟前夫是因为感情不和分开的。她前夫是跑业务的，经常出差，两个人聚少离多，加上婆媳关系也处不好，最后和平分手。人长得很清秀，脾气也好。刘阿姨说她外甥女不看重物质条件，就想找个有责任心、对她好的人，有没有房无所谓，有没有车也无所谓，主要是人要靠谱。她前夫就是因为不够靠谱才散的。
我妈一听靠谱两个字，就说我侄子靠谱。二堂哥虽然嘴皮子比他哥利索，但也算不上滑头。干活踏实，人也仗义，网咖里谁手机没电了他主动借充电器，谁喝醉了他帮忙叫出租车。刘阿姨说她外甥女以前遇人不淑，现在最怕的就是油嘴滑舌的男人。我妈说那正好，我侄子嘴不滑。
见面那天是在县中医院附近一家小饭店。二堂哥穿了一件格子衬衫，头发特意理了，还喷了点啫喱水，用手抓了抓。胡子也刮了，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跟平时在网咖值夜班那种油腻样子完全判若两人。他一进门就认出了郑晓燕——他们以前在网咖见过。郑晓燕有时候下了夜班，会去网咖找她弟弟回家。她弟弟是个大学生，放假回来就泡在网吧打游戏，一打就是一天。二堂哥还帮她在前台挂过一次外套。那天下雨，郑晓燕的外套淋湿了，二堂哥用自己的塑料袋帮她套好了挂在椅背上，她找了好久才找到。
“是你？”郑晓燕笑了。
“是我。世界太小了。”二堂哥挠了挠头，坐到她对面。他的手腕上戴着一串檀木手串，是郑晓燕以前在她弟弟手上见过的那串——她弟没钱上网的时候，把它押在网咖前台，说盛哥你先帮我收着，我过两天来赎。后来她弟再也没来赎过，二堂哥自己垫了钱把那手串从老板手里要了回来，一直戴着。二堂哥把手串摘下来，放在桌角。郑晓燕看到那串手串，愣了一下，没说话。她的手伸到半空中，又收回去端了茶杯。
因为有这个前缘，两个人聊得很顺畅。二堂哥给她讲了网咖里那些半夜不回家的年轻人的故事，讲到有个小伙子玩了一个通宵的劲舞团，早上站起来腿都软了差点摔跤，手还在空中比划跳舞的动作。郑晓燕笑得前仰后合，说你们网管也是不容易。二堂哥说还有更离谱的——有个中年男人半夜来上网，不为打游戏，就为了在网吧的沙发上睡一觉，因为他跟老婆吵架被赶出来了。郑晓燕说，那你收他钱了没。二堂哥说收了，不过给他打了个折。郑晓燕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伯娘在旁边那桌看得眉开眼笑，说这个好这个好，你看他俩聊得多欢实。她偷偷跟我妈说，你看老二那眼神，跟他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我妈说你年轻时候也是这么看你哥的？伯娘红着脸在桌子底下踢了我妈一脚。
吃完饭之后，两个人还加了微信。二堂哥给郑晓燕发了一张网咖里那只他喂了半年的流浪猫的照片，橘色的，胖乎乎的，趴在暖气片旁边打盹。郑晓燕回了一张她在医院给病人打针时窗外飞来的麻雀的照片，说那只麻雀天天来，站在窗台上歪着脑袋往里看，像是来查房的。伯娘高兴得回去的路上一直在念叨，说二小子有戏了，这回肯定能成。
接下来的好几天，二堂哥的心情明显好了不少，下班回来还给家里带了一箱郑晓燕爱吃的那种麻薯。伯娘逢人就说，我们家老二最近在处对象，姑娘是县医院的，人特别好。说的时候眼睛都是亮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不少。她甚至去菜市场买了条新围裙，说以后儿媳妇来了不能围着那条破的做饭。
可好景不长。大概过了一周多，郑晓燕忽然跟二堂哥说，她前夫回来找她了。那个男人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说后悔了，想复婚，想跟她重新开始。他说他在外面跑了这么多年，见了那么多女人，到头来还是觉得她最好。她犹豫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毕竟那个人，她曾经爱过那么多年。她说，繁盛，对不起，你是个好人。可我等不起，我不知道跟你在一起之后，还要等多久才能有一个家。我离过一次了，不能再赌第二次。我三十五了，不敢赌了。
二堂哥说没事，真没事。祝你们幸福。他挂了电话之后，在网咖的前台坐了很久，屏幕上那只流浪猫的照片还开着。他把那个手串收进了抽屉里，又拿出来戴在了手腕上。然后他把夜班调了回去，第二天一早就去上班了，什么都没说。
伯娘知道之后，坐在厨房里择菜，择了好半天才择完一把芹菜。她把菜叶子整整齐齐地码在盆里，然后站起来，扶着灶台，站了很久。锅里的粥煮糊了，她也没注意到。我爹说她那天晚上没吃饭，一个人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把郑晓燕留下的半盒麻薯收进柜子里，然后关了阳台的灯。阳台上的晾衣架在风里轻轻晃着，上面挂着伯父的一件旧衬衫，空空的袖管在风里飘。
第五章 兄弟俩
两次相亲都黄了。我妈能问的人都问了，能托的关系都托了，确实再找不出什么好介绍了。在县城这种地方，三十大几还单着的人本来就不多，条件合适的更少。那些条件好一点的，早就被抢光了。剩下的要么是离异带孩子的，要么是不打算再婚的，要么是条件太高找不到的。
伯娘开始失眠了。我妈说她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伯娘屋里还亮着灯——原来不只是在我家哭，回到自己家之后，她也是一宿一宿地睡不着。眼睛更红了，眼袋更重了，头发白得更多了。她以前偶尔还去跳广场舞，现在也不去了，说怕碰到熟人，怕人问起两个儿子的事。她甚至绕路走，不去广场旁边的菜市场，宁可多走一公里去另一个菜市场买菜。
一个星期天，伯娘又来了。这次没拎橘子，空着手来的。坐在沙发上不哭了，但整个人的精气神比哭的时候还差。她端着杯子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偶尔叹一口气。我妈也不逼她说话，坐在旁边陪着她，茶几上那盆吊兰的影子慢慢地从桌沿挪到了地上。吊兰的叶片有些发黄了，大概是最近忘了浇水。
“嫂子，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们的事，他自己会打算的。”我妈给她倒了杯热水，加了点红糖。红糖在水里慢慢化开，把水染成了淡红色。
“他能打算什么？他有什么打算？”伯娘的声音很平很平，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她端着热水杯，手有些发抖，杯盖磕在杯沿上发出轻微的咔嗒声，“我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糊纸盒子糊到退休。你哥拖着那条瘸腿爬上爬下修机器。我们这辈子图个啥？就是图孩子们能过得好。现在好了，一个打了十几年工回来了，没挣到钱没娶到媳妇，什么都赔进去了。一个谈了场恋爱被人骗了半条命，现在天天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我还能活几年？”
我妈正要安慰她，门忽然被推开了。大堂哥孟繁昌站在门口，脸涨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气喘吁吁的——他是跑过来的，一路从纺织厂宿舍跑到了我家。他的手里攥着一张纸，皱巴巴的，是那种老式存折的取款凭证。
“妈！你取了多少钱？”大堂哥的声音有些发抖。
伯娘愣了一下，端着杯子的手顿住了。“八万。”
“你取那么多钱干什么？”
“给你娶媳妇用的彩礼。我知道上次差八万没成，我留着就是怕下一次又差。”伯娘把杯子搁在茶几上，声音慢慢恢复了平静，“这是我跟你爹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本来想等你哥儿俩谁结婚就拿出来用。既然现在谁都指望不上，那就先搁着吧。搁着搁着，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大堂哥站在门口，手里的那张纸被他攥得更皱了。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低着头走到伯娘面前，把那张取款凭证放在茶几上，然后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那个动作很轻很轻，像是怕被谁发现。
“妈，你别动了那钱。那是你跟我爹的养老钱。你要是动了，我心里更过不去。”他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到我差点没听清。
伯娘抬起头看着他，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话：“那你说怎么办？你都快四十了，你不娶媳妇，这辈子就这么耗着？你耗到什么时候？我死了你怎么办？”
大堂哥没回答。他把那张取款凭证推到伯娘面前，说：“钱你存回去。我明天去县里工地上找活干。车铺里挣得太少了，我多挣点钱。有钱了，说媒的人也能多看上咱。”说完他转身就走了，门没关严，楼道里的风吹进来，把茶几上的那张凭证吹到了地上。风里夹着楼道里常年不散的煤烟味和邻居家炸带鱼的腥味。
伯娘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张飘落的纸，眼泪又流下来了。她咬着嘴唇，用手指擦了擦眼睛，然后把那张凭证捡起来，抹平，放进口袋里。那上面的数字，是她一辈子的积蓄，也是她这辈子最疼的两个儿子的希望。
那天下午，二堂哥也来了一趟。他不像他哥那样闷头冲进来，而是安安静静地在门口换了拖鞋，把鞋头朝外摆好，走进客厅里，在伯娘旁边坐了下来。他瘦了一点，眼窝微微凹陷，但眼神比以前更稳了。他把那串檀木手串摘下来，放在茶几上。手串的珠子已经被磨得很光滑了，戴了那么多年，每一颗珠子都带着他的体温。珠子在茶几上轻轻滚了半圈才停住。
“妈，我跟你说件事。”他的声音很稳。
伯娘抬起头看着他。
“网咖的工作我辞了。下周一开始去驾校学驾照。等拿到本，我去开出租车。我们驾校教练说，这几年县城的网约车市场在扩大，跑得好了能挣不少。比当网管挣得多。”他顿了顿，手指在茶几上划了一下，“还有，晓燕她——我没让她走。我只是跟她说，你先去把你想做的事做完。如果你想回来，我一直在这儿。”
伯娘看着他，久久没说话。窗外有风吹进来，吹得茶几上那盆吊兰的叶子轻轻晃动，一片发黄的叶子终于从枝头脱落，慢慢飘到了花盆的泥土上。
“这珠子——”伯娘指了指那串手串。
“先放你这儿。等我以后真娶了媳妇，你再给我。”二堂哥说完就站起来，走到门口，低头换鞋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妈，你别哭了。你一哭，我跟我哥心里更不好受。你要相信我们。”
他推开门走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了。伯娘拿起那串手串，一颗一颗地数着珠子，一共十八颗。数到最后，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轻轻地抖着。
那天晚上，伯娘在我家吃完晚饭才回去的。她走的时候没再哭，只是拉着我妈的手在门口说了很久的话。我听到她说——桂英，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这两个孩子。年轻时候光顾着挣钱养家，没替他们铺好路，没教会他们怎么跟人打交道，让他们半辈子都耽误了。他们嘴笨，不会说好听的话，他们爹也一样，我也是。我妈说，嫂子你说反了。他们嘴笨，但心好。你把他们养大了，教得比那些能说会道的都正派。这世上嘴甜心坏的人多了去了，你儿子一个都不是。伯娘没接话，只是握了握我妈的手，然后转身下了楼。她的背影在楼道里慢慢缩小，最后消失在楼梯拐角。
第六章 转机
日子还是照常过。伯娘不再到处托人说媒了，但也不再天天哭了。她把那八万块存回了信用社，存折压在枕头底下，用一块花布包着。跟伯父继续过着简简单单的日子，早上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晚上一起看电视，伯父看新闻，她看天气预报。
大堂哥兑现了他说的话，辞了车铺的活儿，去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找了份力气活。工地在城北，正在建一栋小高层住宅楼。他干的是最基础的搬运工——搬钢筋、搬水泥、搬模板，一天下来浑身是灰，胳膊上晒得蜕了好几层皮。但他一个月能挣五千多，比在车铺多了一大截。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安全帽挂在自行车龙头上，脸上身上全是灰，工装裤的膝盖处磨得发亮。伯娘说他精神比在车铺的时候好了，吃饭也多了，一碗不够，有时候能添两次。以前他下班回来就往房间里钻，现在偶尔会坐在客厅里跟伯父一起看新闻联播，虽然还是不说什么话，但至少不躲了。
二堂哥拿到了驾照，开始跑网约车。驾校教练说他学车很认真，倒车入库练了四五十遍，别的学员都走了他还在练。他把那辆二手比亚迪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排座套洗得一尘不染，车里放了空气清新剂，淡淡的柠檬味。有一次伯娘坐他的车去菜市场，他说妈你别坐后排，坐副驾驶。伯娘问他为什么，他说后排是用来接客人赚钱的，副驾驶是给家里人坐的。伯娘听了差点又掉眼泪——这孩子，什么话都不会说得太直，但心里清清楚楚。他不再提郑晓燕了，但手腕上的檀木手串，还是一直戴着。
一个周末，伯娘又拎着一兜橘子来了。橘子是超市里买的，皮还是皱巴巴的，但比上次大了一些。这次她用塑料袋拎着，橘子底下还垫了两张报纸，怕压坏了。
“桂英，你帮我想想法子。繁昌这阵子在工地上晒得跟炭一样，这么大年纪了，再干几年力气活还行，以后老了怎么办？得让他有个稳定点的事做，不然就算有姑娘看上他，人家爹妈一问你是干啥的，他说搬砖的，谁家丈母娘能乐意？”伯娘把橘子放在茶几上，坐下来就开始说。她把橘子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茶几上，摆得整整齐齐的。
“繁盛那孩子，现在倒是能攒点钱了，但开出租车也不是长久之计。他年纪不小了，总不能开一辈子。上次他爸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先跑着再说。说了等于没说。我想来想去，还不如让他们兄弟俩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在纸盒厂干了一辈子，虽然不是做买卖的，但我知道，人不能打一辈子工。”
“做什么生意？”我妈问。
“我听说县里新建了个小商品市场，摊位租金头三个月免一半。繁昌有力气，繁盛会算账，让他俩一块干，总比给别人打工强。不说大富大贵，起码有个自己的营生，比什么都踏实。将来娶媳妇的时候，也能说是‘自己开店’，而不是‘在工地搬砖’。”
我妈一听，觉得这主意靠谱。当天下午就带着伯娘去了那个小商品市场，找了市场管理处的人问了情况。管理处的人是个中年男人，叼着烟说正好有一批新摊位要放出来，租金确实有优惠，不过位置不算太好，在市场最里头。我妈说先看看再说。她拉着伯娘在市场里转了一圈，看水电、看过道、看人流量，看得仔仔细细。晚上回来，我妈把我叫到客厅，说你也帮忙想想，你两个堂哥能做什么。
我说要我说就开个五金建材店吧。繁昌以前修车的时候进货渠道都熟，螺丝、螺帽、胶水、电线这些东西，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门道。而且他那个人手巧，给客人装个水龙头接个电线什么的都能干。繁盛会记账会管钱，还能在线上接单。两个人正好互补。
我妈一拍大腿，说就是这个主意。
第二天她把想法跟伯娘说了，伯娘激动得不得了，当天下午就回家跟两个儿子商量。大堂哥听伯娘说完了，半天没说话，最后说行。他以前修车的时候，最烦的就是工具不够用，买又买不到合适的——有一次他要一种特殊的六角螺丝，跑遍了县城的五金店都没买到，最后托人从市里带的。能开个五金店，也算是干老本行了。二堂哥比他哥话多一些，他拿出手机，查了查附近有没有二手货架，查完之后说这个季节装修的多，五金需求大，只要能找对进货渠道，肯定有得做。他还在手机上下了个记账软件，说以后进货出货都用这个记，比本子好用。
兄弟俩凑了凑，大堂哥拿出一万五，二堂哥拿出两万，伯娘把那八万块取了出来，加上我妈借的两万，总共凑了十三万多。伯父把存折掏出来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这辈子，这是最后一次动用这笔钱。以后留给我孙子。”他把存折放在桌上，拐杖靠在桌边，一个人走到阳台上站了很久。阳台上的晾衣架还在风里晃，但他把那件旧衬衫收进来了，换了一件新的。
第七章 开店
筹备了将近一个月，店终于开起来了。那一个月里，大堂哥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回来就刷墙、装货架、接电线。他把店里那面最显眼的墙刷了两遍，第一遍刷厚了，干了之后裂了道缝，他又刮掉重新刷。二堂哥负责跑手续、办执照、联系进货渠道。他以前在网咖认识不少做小生意的，有一个就是做五金批发的，给他介绍了市里一个供货商，价格比县城便宜两成。
店开在小商品市场一楼，不大，二十来个平方。货架上摆满了螺丝、螺帽、胶带、电线、灯泡、插座、门锁、水管接头、各种型号的膨胀螺栓。墙上挂着几个扳手和钳子，是开业那天大堂哥自己挂上去的。他把工具挂得整整齐齐，大的在左边，小的在右边，像以前在修理厂挂工具那样。店名是二堂哥起的，叫“昌盛五金建材”——把他和他哥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招牌是红底黄字，晚上亮起来很醒目，离市场门口老远就能看到。伯娘说这名字好，吉利，跟他俩的名字一样，昌盛昌盛，又昌又盛。
开业那天，我妈带了花篮去，花篮上插着两枝百合和几枝康乃馨。伯娘穿了一件新买的红色毛衣，站在店门口，看着那个招牌，笑了。那是好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真心实意地笑。她的眼角还是有皱纹，但那些皱纹是往上扬的。她站在店门口，看着两个儿子在店里忙活，大堂哥在帮一个顾客装水管接头，二堂哥在柜台后面记账，两个人穿着款式一样的T恤——是在网上批发来的，胸前印着店名，后背上写着服务电话。伯娘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去给旁边的商户发开业喜糖，一家一家地发，嘴上说着“以后多关照”。
五金店的位置不算好，在市场最里头，但架不住兄弟俩肯干。大堂哥负责进货和售后，他对五金配件的质量比什么都熟，进货的时候光是螺丝就比了三家，最后挑了质量最好的，说螺丝这个东西拧进去就不容易拔出来，不能坑人。他给客人装个水龙头修个开关也从来不额外收钱。有一次一个老太太拿着一个从网上买的卫生间置物架来，说装不上，他研究了好一会儿，发现是螺丝孔开错了，用工具帮她重新钻了孔装好的。老太太要给钱，他没要，只是说以后灯泡坏了来他店里买就行。老太太第二天带了三个广场舞姐妹来买灯泡，指着大堂哥说这小伙子实诚。二堂哥脑子活，在线上开了网店，把店里东西挂上去卖，还在本地几个小区群里做推广，接到订单就骑电动车送货上门。他还在群里发自己拍的短视频——怎么换插座、怎么修水龙头漏水、怎么挑好的膨胀螺栓，慢慢地也攒了一小批粉丝。
一个月下来，店里的生意比预想的好不少。兄弟俩虽然还是没说什么话，但每天关了店门，对账本的时候，二堂哥会念一遍进账，大堂哥会把第二天的进货单写好。两个人坐在店门口的小凳子上，一个抽烟，一个喝饮料，偶尔说几句闲话。有一次伯娘去送晚饭，看到他们俩就坐在店门口的梧桐树下吃饭——盒饭，一人一份，菜是西红柿炒蛋和红烧肉，是伯娘在家做好了用保温盒带过来的。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话。她没进去，站在市场的拐角处远远地看了很久。回去之后她跟我妈说，桂英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他们俩说话了。他们俩都多少年没一起吃过饭了，以前在家都是各吃各的，谁也不理谁。我妈问说了什么。伯娘说不知道，但繁昌笑了。繁昌笑了。我妈说这就够了。
第八章 缘分
开店三个月之后，有一个人悄悄走进了大堂哥的生活。
她叫方秀琴，四十岁，在五金店隔壁开窗帘店的。方秀琴离异，也是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孩子今年上高中，寄宿在学校，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她以前在纺织厂也干过，说起来跟伯娘还算是老相识——好多年前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待过，伯娘做质检，她做缝纫。她那时候才二十出头，扎着两个辫子，跟现在的模样完全不一样了。后来纺织厂倒闭，她在县城服装厂又干了几年，学会了做窗帘，再后来就自己出来开了这家店。
五金店刚开业那阵子，因为挨着近，方秀琴有时候会过来坐坐。她店里的窗帘样品换季要拆挂，挂钩经常坏，几次都是大堂哥帮她修好的。大堂哥修东西的时候一声不吭，但修好了会把挂钩擦干净再还给她。有一次方秀琴说想要个试衣镜放在店里，自己一个人搬不动，大堂哥帮她扛回来，还用电钻帮她打了膨胀螺栓固定在墙上。方秀琴说这太麻烦了，他说不麻烦，用的就是自己店里卖的螺栓，正好试试质量。
一来二去的，方秀琴就注意上了他。她跟我妈说，这个人，你看着他闷，但心特别细。你让他干一百件事，他一件不会少，而且每件都干得认认真真。她以前那个前夫，话说得漂亮极了，但什么事都干不长，今天说要做这个明天说要做那个，到头来一件也没做成。反倒是这种闷葫芦，让人心里踏实。她现在这个年纪，不图别的，就图个踏实。
有一天傍晚，大堂哥关了自己的店门，准备回家。窗帘店的卷帘门还半开着，他看到方秀琴还在一个人搬布料，一卷一卷地从仓库往店里扛。她穿着干活用的围裙，额头上全是汗，几缕头发粘在脸颊上，手臂上蹭了一道灰。他二话没说，帮她把那十几卷布料全搬完了。方秀琴给他倒了一杯茶，他端着茶杯站在店门口喝，方秀琴就坐在缝纫机后面看着他。缝纫机上摊着一块还没做完的窗帘，淡绿色的底子上绣着白色的碎花。
“繁昌，你多大了？”她问。
“三十九。”他说。
“三十九了还没结婚？”
“没有。没人看得上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把茶杯放在桌上，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双鞋已经穿了好久了，鞋底磨得一边厚一边薄，跟他妈那双布鞋一样。
“谁说没人看得上。”方秀琴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她自己也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带到高中，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她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布鞋，鞋面上沾着碎线头和布屑。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看着一个男人的背影了。大堂哥转过身看着她，手里的茶杯顿了一下。
他什么也没说，但那天晚上回去，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二堂哥后来偷偷看了一眼，上面写着——今天，她给我泡了一杯茶。普洱茶。很浓。方秀琴。这三个字写得格外用力，每一笔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翻过这一页，笔记本前面全是五金件的进货记录，这是第一页，只写了一行字。
二堂哥合上本子，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但嘴角翘了一下。
与此同时，二堂哥也有了自己的心事。他以前在网咖的老顾客里，有一个常来上网的女孩。她叫赵小曼，比二堂哥小几岁，在县城的快递公司做客服。以前她老去网咖找她弟弟，有时候她弟弟不在，她就自己坐一会儿，翻翻网吧的杂志。二堂哥那时候还在上夜班，两个人经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从凌晨两点聊到天快亮。他给她讲过网咖那只流浪猫的故事，她给他讲过快递公司里各种奇葩的单子——有人寄活鸡，有人寄石头，还有人在备注里写满了表白的话。
后来二堂哥辞了网咖，跑起了网约车，她偶尔叫车，司机正好是他。有一次她加班到很晚，公司已经没有公交车了，用打车软件叫了辆车，一看接单的是他。她坐在后座上，抱着自己的包，车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两个人谁也没说话，但车载音响里放的那首歌她记住了——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后来她每次叫车都尽量选他，有一次为了等他接单，取消了两次系统派单。系统提示她频繁取消会影响信用，她也不管。
有一天晚上，二堂哥收车很晚，看到赵小曼还站在快递公司门口，拿着一个已经凉了的烤红薯在啃。她把红薯掰成两半，一半已经啃得差不多了。他把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问她怎么了。她说下班晚了，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他让她上车，她说好。车子启动之后，她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半烤红薯递给他，说在微波炉里转过了，还热的。他接过去咬了一口，很甜，是那种红心红薯，烤得外焦里嫩。
“你以后别在晚上吃这个，伤胃。”他说。
“那你给我带点别的。”她笑了一下。
第二天晚上，他的车上多了一杯热豆浆。放到她手上的时候还烫手。她捧着豆浆，低着头喝了一口，车窗外的路灯把她的侧脸照得很亮，她的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两排细密的影子。他说，以后每天接你下班吧。她说好，那按网约车的价算。他说不用，我顺路。她说不顺，你住城东我住城西，隔了半个县城。他说那就绕一段，反正晚上也没单。她低下头又喝了一口豆浆，嘴角翘起来，车窗外的路灯继续一盏一盏地往后退。
第九章 好消息
又过了半年多，秋天的时候，一个周六下午，大堂哥在店里清点货架上的螺丝，把那盒混了型号的螺丝一颗一颗分好类。他蹲在货架前面，手里拿着盒子，阳光从店门口照进来，落在他肩膀上。他已经不那么瘦了，胳膊上有了些肌肉，脸上也不像以前那么灰扑扑的。方秀琴从隔壁过来，站在他背后，看了他好一会儿。她的围裙还没解，上面沾着线头和布屑。
“繁昌。”她叫他。
“嗯？”他头也没回，手里还在分螺丝。螺丝在他手里叮叮当当地响。
“你缺个老板娘吗？”
大堂哥手里的螺丝盒啪嗒掉在了地上，螺丝滚了好几颗，有一颗滚到了方秀琴的鞋边。他赶紧蹲下去捡，方秀琴也蹲下来帮他捡。两个人的手碰在一起，同时缩了一下，又同时伸了出去。方秀琴把那颗螺丝放在他手心里，看着他的眼睛。她的手指很粗糙，是做窗帘磨出来的，但他的也是。两个人的手放在一起，看不出来谁的手更粗。
“你……你说啥？”他喉咙有些发紧，手里的螺丝差点又掉了。
“我说，你要是愿意，我给你当老板娘。”方秀琴直直地看着他，“我四十了，不年轻了，但我眼里有水，心里有数。你是什么人，我看了这大半年，看得很清楚。你帮人修东西从来不收钱，你进货的时候一颗螺丝都比三家，你对你妈孝顺，对你弟也好。你要是愿意，咱们就试试。不愿意，就当我说了个笑话。”
大堂哥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他把螺丝盒放在地上，站起来，在自己裤子上蹭了蹭手上的灰，然后认认真真地看着方秀琴的眼睛，眼眶红了。他憋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话来——“我……我愿意。但是我嘴笨，以后你要是嫌我闷——”
方秀琴笑了一下。“你嘴笨没事，我说就行。你说半句，我说一百句。咱们扯平了。”
大堂哥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在伯娘的客厅里站了很久。伯娘正在看电视，手里织着毛衣——是给二堂哥织的，灰色的，织了大半了。看到他进来，问他吃了没。他说吃了，然后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电视里放的什么他一点没看进去，手里的搪瓷杯端起来又放下，杯底在茶几上磕了好几下。最后他转过来看着伯娘，说了一句：“妈，我有对象了。”
伯娘手里的毛衣针啪嗒掉在了地上。“你说啥？”
“方秀琴。隔壁窗帘店的。”
伯娘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捂住了嘴。她的眼泪直接涌了出来，顺着手指缝往下淌。她没有嚎啕大哭，就是眼泪自己流了出来，怎么擦都擦不完。她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一圈，不知道该干什么，最后走到阳台上，对着窗外站了很久。窗外是纺织厂那片老宿舍区的红砖墙，墙缝里长着几簇野草，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晾衣架上挂着伯父的一件新衬衫，袖子被风吹得鼓起来，像是也在笑。
第二天一早，她买了一只老母鸡，炖了一锅汤，让大堂哥给方秀琴端过去。她把汤装在那个用了二十多年的老砂锅里，盖子盖紧，外面裹了一层旧毛巾保温，用布条系好。她说，告诉秀琴，这是我早上五点多起来炖的，让她趁热喝。方秀琴端着那碗汤的时候，眼眶也红了。她说伯娘，太多了，喝不完。伯娘说喝不完慢慢喝，锅还在这儿，喝完再给你添。她又加了一句——“我们繁昌，以后就靠你多担待了。他嘴笨，你多包涵。”方秀琴端着碗，看着碗里飘着的那几颗枸杞，眼泪掉进了汤里。
巧的是，就在同一个月，二堂哥和赵小曼的事也有了眉目。那天赵小曼来五金店找二堂哥，正赶上伯娘也在店里。赵小曼进门的时候带着一兜热包子，说繁盛早上没吃早饭，给他带的，顺手又拿了一个给大堂哥。二堂哥接过去的时候耳根红红的，说你怎么来了。赵小曼说今天轮休，闲着也是闲着，过来看看。她打量了一圈五金店，说你们这店开得挺好的，比之前那个网咖好多了。
赵小曼走了之后，伯娘问二堂哥是不是跟那个姑娘在处对象。二堂哥挠了挠头，说还没正式说。伯娘说那还不赶紧说，人家姑娘多好，主动给你送早点，现在有几个姑娘愿意这样的。二堂哥低头想了好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走到店门口，给赵小曼打了个电话。他从网约车司机群里退了出来，把接单软件也关了，给赵小曼发了最后一段语音。我后来听赵小曼说，那段语音是这样的——“小曼，我不跑网约车了，以后不接单了。我就接你一个。以后你的下班时间，就是我的固定单。”
赵小曼的同事后来问她，你们是谁先表白的。赵小曼想了想，说他先的。他把他这辈子唯一的VIP位置给了我。
尾声
那年春节，我们家过得特别热闹。伯娘在大年三十那天，在我家客厅里坐了很久。她把我妈的茶几擦得锃亮，把她带来的橘子一个一个地剥好，放在果盘里，摆成一朵花的形状。橘子皮收进一个塑料袋里，说要带回去晒干了煮水喝，可以化痰。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她身上，她穿着一件新买的藏蓝色棉袄，头发刚染过，黑黑的，看起来比半年前年轻了好几岁。
“桂英，”她忽然说，“你说这人的命，到底是怎么个说法？”
我妈正在择菜，头也没抬。“什么怎么说？”
“我那年在你家哭，你说孩子们的事急不来，我当时听不进去。现在想想，你是对的。有些事真的急不来。得等他们自己转过来，得等缘分自己找上门。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是熬。在厂里熬日子，回家熬孩子。好在，熬出来了。”
我妈放下手里的菜，看了伯娘一眼。伯娘正低着头剥最后一颗橘子，她的手指还是那么粗，关节还是那么鼓，但剥橘子的动作很稳，很耐心。她把橘子瓣一片一片地码在盘子里，码得很整齐。码完之后她拍了拍手，把手上的碎屑拍掉。
“这不是你的命好。这是你儿子们争气。”我妈说。
伯娘笑了，拿起一片橘子放进嘴里。“都争气。都争气。”
年夜饭是两家人一起吃的。伯父拄着拐杖坐在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酒，没喝，但他一直在笑。大堂哥带着方秀琴来了，两个人坐在伯娘旁边。方秀琴给伯娘夹了一块红烧排骨，伯娘说太多了太多了，方秀琴说多吃点，以后天天给你做。二堂哥带着赵小曼来了，赵小曼还带了自家炸的春卷，说炸的时候油温高了，有几根焦了，让大家别嫌弃。二堂哥说她不听我话，我说油温别太高，她非要等油冒烟。赵小曼白了他一眼，说你又没告诉我几度。我妈端上了她最拿手的红烧鱼，说今年这条鱼特别好，是早上去菜市场挑的，鱼贩子说是水库里捞的。我爸开了两瓶酒，一瓶白的一瓶红的，说今天高兴，都喝点。
饭桌上，大堂哥还是不太爱说话，但他一直在笑。他笑起来的样子比哭还难看，方秀琴就用胳膊肘捅他，说你笑一个给大家看看。他就笑了，笑完之后脸又红了，低头猛扒饭。方秀琴看着他，眼角弯弯的，眼神里有一种很踏实的满足。她给他夹了一块鱼，把鱼刺挑干净了才放到他碗里。二堂哥话多一些，给大家讲网咖里的奇闻异事，讲有个中年男人半夜来上网，不为打游戏就为睡觉，讲有个老太太第一次用电脑以为鼠标是遥控器对着屏幕戳了半天。赵小曼在旁边补充细节，说那个老太太后来学会了拼音打字，天天来网吧跟她女儿视频聊天。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把一桌子人逗得笑个不停。
伯娘坐在方秀琴旁边，时不时侧过头看看她，眼神里全是慈爱。方秀琴给她剥了一只虾，虾壳剥得干干净净。她用筷子夹起来吃了，嚼了好一会儿才咽下去。她看着满桌子的人，忽然放下了筷子。大堂哥正在给大家倒酒，二堂哥正在跟赵小曼低声商量着什么，伯父的筷子夹着菜停在了半空中。
她说，你们知道吗，去年这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哭，哭了大半宿。那时候我觉得我这辈子完了，我这把老骨头死了都没脸去见你们爷爷。我端着酒杯，窗外的路灯照着晾衣架上忘了收的旧衣裳，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你们俩一个在房间里打游戏，一个在网咖值夜班。家里空荡荡的，连电视里的春晚都嫌我烦。
她说到这里，声音开始哽咽了。方秀琴握住了她的手。伯娘拍了拍方秀琴的手背，她的手比方秀琴的更粗，更老，但那份温度是一样的。
“现在好了。明年这个时候，这桌上就多了两个人了。我不贪心，一年加两个就够了。”她用手指擦了擦眼角，然后举起杯子，“今天高兴，来，都喝一杯。”
所有人都举起杯子，碰在一起。窗外开始飘雪花了。零星的小雪，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枯枝上，一点一点地积起来。电视里的春晚还在放着，锣鼓喧天的，跟厨房里炖排骨的香味搅在一起。伯娘端着一盘饺子从厨房里出来，嘴上说着今年的饺子包得好，褶子捏得比去年漂亮。她的围裙上沾着面粉，手指尖也白白的。她把饺子放在桌子中央，拿起筷子给每个人夹了一个。
“尝尝咸淡。”她说。
大堂哥夹起来咬了一口，说好吃。方秀琴也咬了一口，说伯娘你这手艺可以开店了。伯娘笑着摆了摆手，说不开店不开店，在家做给你们吃就行。她转过身回厨房的路上，在门口停了一下，抬起手背擦了擦眼角。厨房里的热气涌出来，模糊了她的背影。窗外，小雪还在飘着，落在那棵老槐树的枝条上，落在那间新开的五金店的招牌上，落在纺织厂宿舍楼的红砖墙上。整条巷子安安静静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鞭炮声和屋里电视里春晚的倒计时。
（全文完）
声明：本故事为虚构创作，请勿代入现实。所有人名、地名、单位及事件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仅为文学表达，请理性阅读。
评论
暂无评论，欢迎抢沙发 ↓